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最前身是西南军区气象处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解放大西南后期军事和航空气象保障的需要，于1951年1月组建的气象干部训练大队。我们是第一期，共有学员50人（毕业时仅49人），全部由军大八分校（进藏部队）调来。我们班的管理干部有李俊峰队长、王维指导员，还有训政科罗素人科长和几位专业课教员。整个教学工作由彭平亲自抓。他身体力行、深入实际，经常召集教员开会，听汇报、收集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千方百计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计划的如期完成；他还来到教室坐在后排听课，以检查教学质量和课堂纪律，参加我们的晚自习，与学员直接交流，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总是热情地鼓励我们安心学习，努力完成学习计划，对学员的疾苦更是关怀备至，想方设法为学员排忧解难。
我就有过一件令人终生难忘的往事：那是1951年的夏天，正值我们学习进入紧张的实习阶段，一天，宋泽民同学告诉我说：“伯母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是否回去看看？”于是我便请准了假，由小宋陪同一道回到家里，只见房内烟雾弥漫，母亲满头大汗、全身湿透，弯着腰侧身睡在床上。见我意外出现，又惊又喜，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了不少绝望的话。询问情况后，我除了给她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之外，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当时我们实行供给制，每月只发津贴费，旧币几千元，折合现在才几元钱，根本无力送母亲去医院治疗。）经济拮据的母亲只好采用邻居介绍的土法——“烧艾火”（放两小团艾草，点着火慢慢燃烧、熏蒸），以减轻腹部疼痛，目睹母亲被烧得阵阵哀叫的惨景，心里犹如刀绞般难受。我立即给她终止了这种疗法，盘算着求告亲友借一笔医药费，告诉她我去想办法。告别母亲，心里既难受又焦急，回到部队向李俊峰队长做了报告，队长向彭处长做了请示，处长马上指示说：救人要紧，对革命家属也应给予照顾，马上送空军医院。母亲入院后经查患急性阑尾炎，立即做了手术，住院20多天后康复出院。彭平处长，就是这位仁慈的老人给了我命在垂危的母亲第二次生命。我经常想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词，党的恩情胜似母亲，令我永生不忘。
我班上同学陈新增在一次义务劳动中不幸踩着木板上的大铁钉，从脚底刺穿出脚背，疼得他倒在地上直叫唤，队长立刻指挥大家抬他回到寝室，王医生为他清洗伤口、打麻药针、取铁钉，伤口血流如注。彭处长闻讯赶来，给予伤者安慰，指示干部要好好照顾，叫厨房做病号饭伙食，要班里的同学帮助他补习缺了的课程。事后，陈新增逢人就讲，处长对部下比亲爹妈还亲。二期一位同学叫戴天生，参军时年龄15岁，也因不幸脚部受伤，行走困难，彭处长特地指派区队长傅朝祥每天照顾他的生活，负责打饭菜，背他上教室、厕所，就这样处长还不放心，又指派干部负责检查监督执行。直到如今，大家仍将革命大家庭中的上下级关系、官兵之间的温暖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传为佳话，我们非常留念那个时代人与人真诚的革命友谊。
彭处长高瞻远瞩，他根据西南地区民族众多的特点，经请示上级批准，积极策划从川、黔、滇、康（西康）、藏五省区，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组成了一个民族中队，加入到为海军培训气象干部为主的第四期气干班一道学习，这就是为新中国培育的第一批少数民族气象干部。民族中队是一个很特殊的集体，它必须有更为特殊而又切合他们实际的政策。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不少令人难忘的趣事。这批学员多数来自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从未在地处四川盆地的川西平原成都生活过，对这里闷热的夏季“三伏”气候极不适应，他们非常怕热，经常赤裸着身睡觉。队干部有一个夜晚查铺制度，一天晚上，队长同王医生（女）查铺，在为学员盖被时，这个学员突然受到惊吓，翻爬起来，一个赤裸裸的小伙子也把队长、王医生吓得魂不附体。第二天，彭处长在大会上提到此事，全场为之哗然。不久，又有几位同学在夜深人静时，跑到井边，沿着竹竿滑到井里，泡在水里纳凉解暑，恰遇观测组一女同志值班取水，一抓竹竿，不对劲，定神一看，怎么下面有几个人？吓得转身大叫起来。彭处长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刻不容缓解决避暑问题。他立刻召开会议，最后决定这批民族学员由中队长送他们到灌县（现都江堰市）青城山避暑胜地待一个多月，文化教员也随行，给他们补文化、教汉语。我听到我们单位西双版纳州局的老同志、民族中队的学员王兴逵对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少数民族学员受到处领导在生活上给予的特殊照顾，队里专门从西康（现雅安）运来大批酥油、青稞炒面，深受大家欢迎。彭处长很尊重民族生活习惯，节假日里民族班的学员还允许喝酒，开怀畅饮，而汉族同学就要受到限制了。在业务学习中要求教员更加耐心，讲解理论必须深入浅出，首先弄懂概念再逐步加深，操作要多做示范，让学员掌握要领，反复操作，力求精益求精。例如基本动作训练，珠算课、背口诀、算盘演练等，除每周四节讲课外，训练队驻地还传出拨打算盘的噼啪声；受训学员每天都要完成数以万计的数码字和英文字母的抄写，并按要求背诵四族十属云状的特征。另外，队里还要组织不定时的现场辨认云状特征，用云幕气球实测来评定每人目测云高甚至委托203飞行部队协助，将高空各层云状、云量、云高的实测记录拿来为大家评定正确程度。
这批学员由于受到处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员们认真耐心的施教，更加安心、更加勤奋，进步很快，最终如期完成了学习任务，先后分配到西南五省气象部门工作。临别之际，彭处长亲自到火车站与学员们手拉手话别，还一个不漏的在每个人肩头拍一巴掌，以示祝福。
学员中的洛绒贡布（藏族）、格桑朗加（藏族）、江措一西（藏族）、辛中相（纳西族）、杨万忠（哈尼族）、农家才（壮族）、李寿昆、俸文贵（傣族）等学习成绩优良，多为工作中的骨干，他们为民族地区气象事业、民族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4年年底，彭处长调离成都到北京，历任中央气象台台长、对外文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书记等职，于1993年3月因病与世长辞。
彭处长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参加革命后戎马生涯大半生。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无论你职位高低、上级还是部下、技术人员还是花工木匠，都一视同仁，尤其对部下更是真诚相待、心贴心与你交朋友，人们也乐于和他接近，相互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情。例如学校有一位现年90多岁的泥瓦工廖学银，当年因家境贫困、子女又多，经常见到他在食堂捞剩饭菜潲水来喂猪，就在那物资短缺、供应紧张时期，他在自由市场买了五斤绿豆，并亲笔写了一封充满对彭处长深深怀念的短信，大意是“您离开成都已很久了，大家都很想念您，有机会一定回来看看”。彭处长接信后非常激动，当即回信特邀他到北京去玩，还买了点心等礼物回赠。
廖学银说，“老封建”这个绰号还是彭处长给起的。那是1951年在气象处大院内，他和几个人在修三合土路，正边修边骂昨天的天气预报打胡乱说，还不如自家泡菜坛冒没冒泡、地脚石回不回潮准。正说得起劲时，彭处长突然在后面大吼一声：你这个老封建！“真把我吓住了！”从此这个老封建一直被喊到现在。如今这个“老封建”在省第三人民医院后院内安度晚年，前段时间与他闲谈中，他又提起彭处长去世好多年了，说着说着眼角里又流下泪，可见他对彭处长的感情是很深啊！
彭处长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绝不姑息迁就，既从严待人，更严于律己，让被批评者心悦诚服。1953年，我与二期毕业的同学王启贤、马安娜、顾廷芬等值地面观测班。组里为了提高业务质量，鼓励消灭错情，开展了“红星竞赛”，刘增杰组长精心绘制了每月一张错情登记表，贴于办公室，每天由他登记。值一次班无错，红星一颗。一条错情，一颗黑星。曾有一个月，我因粗枝大叶，抄录、计算出错四处。月终登记表上，大家都是一串红星，唯在我名下，非常显眼四颗黑星令我心里好难受。这时，处长背着照相机来到组里，先是看登记表，听组长汇报，随后满面笑容，对优胜者大加赞扬，又逐个为他们拍照，最后当着大家的面，又像训斥，又像质问地说：“你是怎么搞的啊？”我无言以对，他还要我走出办公室要给我照相（优胜者照相要公布展出），这时我心里好难受，好不服气。甚至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但是毕竟自己有错，又不敢反抗，只好忍受，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一直闷闷不乐。第二天，处长约我到办公室，“是不是闹情绪啦？”他要我一定要正确对待：“昨天照相你一定不好受，但有刺激对你改正错误有好处，是不是？”我仍然没有回答。这时处长自责地说：“我想了很久，总觉得这样搞有点不适合，违背了自己的规定——多表扬，少批评，当众表扬，个别谈话批评的原则，我今后还是要注意。”短短几分钟的谈话，我真没有想到处长竟会在我的面前严于剖析自己。他又语重心长耐心开导，满腔热血地给予我鼓励。我一肚子的怒气顿时消失了，怎能不心悦诚服呢？他这一对事待人的作风让我一生深受教益。
1954年我调到云南维西气象站工作，接到成都的妹妹来信说：她与母亲在新南门外龙江路居住，她依靠编制毛衣，母亲由政府安排在军属生产组的豆浆店里工作，依靠微薄的收入度日，生活还算稳定。虽万分不幸一天遇上了一场火灾，但除政府给予补助外，气象处领导也给我们家送去了生活困难补助费。真是雪中送炭，我更要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才是！
1975年，我去北京和荷兰来中国探亲的舅兄夫妇相会，在安排他们活动中，我很想让他们欣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去找彭处长，他马上热情表示全力相助。演出的当天下午，我外出迟归后才悉电话留言，让我即去天桥剧场取票，但由于路程太远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只得放弃了。第二天一见到彭处长再三感谢并致歉，他才说着十张票是他的老战友从分发到外宾的票中调剂出来的，我再也没勇气提搞票的事情了。可仅隔了一天，彭处长又来电通知到北京饭店找某人拿演出票，当晚我们观看了精彩的杂技艺术团演出。彭处长对我们说：你们老大远来趟北京，我能帮点小忙，心里也是很高兴的。再如彭处长知道我妻子是外语教师，他热情邀请我们去参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并安排我妻子去听课。第二年彭处长来信告知，他已为我妻子联系好了参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加利福利亚大学合办的英语进修班学习一年……此事因故未成行，事后回忆是当时我曾表示过能让我妻子进修一段时间，一定能提高她的教学水平。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他还一直将此事记在心头。
1986年我又一次赴京会见应卫生部邀请来北京、内蒙古讲学的荷兰心脏病专家林德义表弟，我们专程去拜望了彭处长，又是十多年不见了。彭处长衰老多了，他虽迁入新居，但仍没有添置什么家具，平板木床依旧，茶几代替餐桌，20世纪50年代的大木箱依旧放置床头，几十年一直不改口的“馍”和一碗白菜汤，生活仍是那样俭朴，令我肃然起敬。
我将这位为发展西南气象事业的元勋、母校最早的奠基人——彭平留给我的一些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永生难忘的记忆，写成这一短文留给母校各届校友，以示对他的深深怀念。彭处长一生始终保持着勤俭朴素、平易近人、满腔热忱、助人为乐的崇高品德，正如一座丰碑，永远为人们仰慕。
（何国础，我校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气象干部训练大队首批学员；文章为何老在病榻中执笔所作，以缅怀当年那段峥嵘岁月和母校奠基人彭平处长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并由老校友郑克理同志增补、整理而成。彭平：西南军区气象处处长，西南空军气象干部训练大队时期，1951～1954年任学校教学主任，本文选自校报第154～第156期）
